5月4日黄历 毛主席和“五·四”运动
毛主席和“五·四”运动
游行中的北京大学学生
五四运动，是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阶层共同参与的，通过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种形式进行的爱国运动，是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又称“五四风雷”。
起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无暇东顾，日本趁机加强对我国的侵略，严重损害了我国的主权。在此之下，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也日渐增长。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则直接引发了“五四运动”的爆发。
主席曾多次评价五四运动，他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 ”可见，五四运动在中国新民民主主义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的影响和作用。
那么，五四运动爆发后，主席做了什么呢？
1919年3月，在北京工作学习了7个月后，主席带着些许的伤感离开了北京（可读《毛主席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的日子 》）。他一路陪同蔡和森、萧子升等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到上海，并与他们送别。
4月6日，主席从上海回长沙后，住进修业小学，经同学周世钊的推荐，校方聘任他为历史课教员。主席喜欢历史，对这份工作很满意。课时不多，每周上六节课，虽然工资不多，但主席觉得好，因为他可以有大量的业余时间和长沙新民学会会员们联系，投身社会活动。
主席在修业小学担任历史教员一个月后，五四运动爆发了。
消息传到湖南，全省震动。主席同新民学会会员、各校学生骨干分子、新闻界教育界的代表人物进行联系，交换看法，提出在湖南开展爱国运动的具体意见。
据周世钊回忆：“当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湖南后，毛泽东马上走访了各位会员。他对大家说，如今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正开展爱国运动，湖南也要积极配合，而我们新民学会，绝不能站在旁边看热闹，应该立即行动起来。 ”
5月7日，长沙各校学生举行“五七”国耻纪念游行，游行队伍被张敬尧派军警强行解散。
5月中旬，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邓中夏到湖南联络，邓与主席是同乡，两人在北京大学相识。他向主席等人介绍了北京学生运动情况，并商讨恢复和改组原湖南学生联合会问题。商讨之后，主席马上开始了行动。
据蒋竹如回忆，“5月23日晚上，他正在自习时，忽然，毛泽东把他叫了出去，并告诉他，说北京的学联，派了两个代表，要求湖南的学生，也起来罢课，和他们一致行动。接着，毛泽东又和他联络陈书农、张国基等人，到一师的后山坪，在月光下，商谈了好一阵，最后，他们几个决定，通过新民学会会员开展活动，让每个学校都推举几位学生代表，来楚怡开会，尽快组建湖南学联。 ”
5月25日上午，各校代表齐聚楚怡小学，就学运如何展开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上，大家聚精会神地倾听了邓中夏介绍五四运动发生的经过。
邓中夏报告完毕后，主席就下一步行动的方针，提出了几点建议，并当场征求了大家的意见。听了他的想法，与会者都觉得很有道理，于是，经过讨论，会议做出决定：
一、立即成立学生联合会，作为统一行动的领导机构；
二、到会代表散会后，都要抓紧传达北京两代表的报告内容；
三、尽快实行全省总罢课。
6月3日，在主席和学联的全力推动下，湖南学生压抑已久的情绪，终于爆发了。第一师范、湘雅医学校、商专等二十多所学校的学生，都宣布开始实行总罢课，向北京政府施压。6月4日，湖南学联又在《大公报》上，发表了罢课宣言，“外交失败，内政分歧，国家将亡，湖南学生，力行救国之责，誓为外交之盾。 ”在此之后，一股罢课风潮，席卷整个湖南。
6月中下旬，长沙各校相继放假。主席和湖南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住在商业专门学校，共同商议，指导学生运动。
在他的带领下，学联的骨干们走街串巷，散发传单，积极宣传反日主张。同时，各校也设置了纠察机构，监督同学不用日货，“如有误买者，即令退回原店，否则，将置校内陈列。而女校学生更是互相监督，尤为严格，甚至连小学校的学生，也被他们动员起来了。 ”
经过主席他们的努力，到了7月，抵制日货的行动，火越烧越旺。7月7日，学联还组织了焚烧日货游行大会，“一些学生甚至将一些查获的走私日布，当众烧毁。 ”7月9日，在主席的推动下，又成立了湖南各界联合会，三十多个行业代表，一致决定，在全湘推动抵制日货行动。就这样，当各地的学潮，已纷纷退去，而湖南的学运却反而走向了更大的高潮。
此外，为了进一步推动并指导湖南学运的发展，主席认为创办一份刊物，很有必要性。
周世钊回忆说：从湖南的学生爱国运动进入高潮后，毛泽东就常和学联的主要负责人研究提高群众觉悟、巩固革命热情的办法。认为除了加强群众的基层组织外，必须以正确的革命思想武装群众的头脑，才能推动爱国运动的继续前进。因此，有发行一种有高度政治思想性的刊物的必要。
对主席的这个想法，几位学联的负责人，也深表赞同。经过一番讨论后，他们都同意，以湖南学联的名义出版这本刊物，当时，还决定任命主席为该刊的主编。另外会上，主席还提议，此刊物应以新闻评论为主，建议以《湘江评论》为名。
7月14日，一个形式内容略如当时风行全国的《每周评论》的《湘江评论》第一期出版了。
主席在他写的《创刊宣言》中说明了《湘江评论》发行的宗旨。他说：现在世界革命的潮流，是任何力量所不能阻挡的。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是全体人民联合的力量，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彻底解放向强权统治作斗争。《湘江评论》的职责，就在于研究、传播和推行当前世界革命的新高潮。
创刊号的内容有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世界杂评、湘江杂评、新文艺等等。差不多全部文章都是主席写的。每篇文章都发挥着反封建、反军阀统治的思想，都洋溢着不妥协的反抗精神，读起来使人感到痛快和有力量。
由于这些文章不但揭露了反动统治阶级的罪恶，而且为人民指出了斗争的方向和途径，读过这些文章之后，大家觉得累积在心头的焦虑和苦闷得到解除，眼前出现了光明和希望。有人说：“《湘江评论》就是湘江的怒吼。 ”有人说：“《湘江评论》就是湖南人民的声音。 ”有人说：“《湘江评论》才算得真正代表人民说话的刊物。 ”
第一期的《湘江评论》印2000份，一天就卖光，加印2000份，不到3天也卖光。从第二期起印5000份，还不能满足外地读者的需要。当时一个地方的报刊发行到这种数量，是很难的。
长沙、湖南全省和武汉、广州、成都等地的青年学生、进步教师，多成了《湘江评论》的好朋友。每期出版，争相阅读。北京的《每周评论》曾在第36期上做了介绍，说：“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
当然，有热烈欢迎《湘江评论》的人，也就有痛恨《湘江评论》骂《湘江评论》的人。这些人认为《湘江评论》提倡男女平权、劳工神圣、反对旧礼教、批评孔夫子，是邪说异端、大逆不道。长沙有一家报纸骂《湘江评论》是怪人怪论。
以张敬尧为首的军阀统治集团，则以《湘江评论》正面与他们为敌，公开地批评他们，反对他们，千方百计加以摧毁。他们造出了欺骗群众的谣言说：“过激派到了湖南，不得了！ ”派军警到承印《湘江评论》的湘鄂印刷公司检查、捣乱。等到第五期还在印刷时，就横暴地封闭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和《湘江评论》。
虽然《湘江评论》这本杂志只存在了一个多月，但它的影响却很深远：不但启发了人民的革命思想，鼓舞了青年的革命斗志，也为各学校、团体办刊物开辟了道路，树立了榜样，使它们如雨后春笋一样地产生出来。
在《湘江评论》和各种各样刊物宣传鼓舞下，湖南人民的觉悟提高了，青年斗争的方向逐渐明确了，因此更进一步开展了爱国运动，为此后的驱张运动、工人运动打好了思想基础。
《湘江评论》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湘江评论》虽只编写了5期，但每期绝大部分的文章都是主席自己写的。刊物要出版的前几天，预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只好自己动笔赶写。
主席日间事情既多，来找他谈问题的人也是此来彼去，写稿常在夜晚。他不避暑气的熏蒸，不顾蚊子的叮扰，挥汗疾书，夜半还不得休息。
据周世钊回忆：“他在修业小学住的一间小楼房和我住的房子只隔一层板壁。我深夜睡醒时，从壁缝中看见他的房里灯光荧荧，知道他还在那儿赶写明天就要付印的稿子。文章写好了，他又要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自己到街上去叫卖。
这时，他的生活仍很艰苦，修业小学给他的工资每月只有几元，吃饭以外就无余剩。他的行李也只有旧蚊帐、旧套被、旧竹席和几本兼作枕头用的书。身上的灰布长衣和白布裤，穿得很破旧。朋友想借钱给他添置点必要的衣物，都被他谢却。劝他晚上早点休息，他又总以约稿未齐、出版期迫、不得不多写几篇、少睡几点钟没有关系来回答。 ”
虽然由于张敬尧的阻挠，《湘江评论》只办了五期，但是在几乎无人、无钱、无发行的情况下，主席仅凭一己之力，完成了如此壮举，他的这种创造，别说在中国，就在世界报刊业，也绝对是个奇迹。
另外，创办这本刊物，还有一件即使是主席也没有想到的事，那就是他在该刊所写的一篇文章，竟为其后的革命之路，做了重要的铺垫。
1919年6月11日，为表达对学生运动的支持，陈独秀曾亲自上街，散发传单，没想到，当场却被军警逮捕。陈独秀被抓后不久，社会各界便展开了积极救援。《湘江评论》创刊后，主席不仅刊文发声，要求政府立即释放陈独秀，最后在文章中，他还高声痛呼：“政府绝没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陈君死了，也不能损及他至坚至高的精神毫末……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当时，陈独秀正身陷囹圄，如今，见一位远在湖南的青年，竟为自己高声喊冤，勇敢抗争，这件事让陈独秀大为感动，深深铭记，所以，1920年春当主席去上海拜访陈独秀时，陈独秀对他自然是一见如故，格外青睐。
现在来看，“五四运动”远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具有先进性，其更像是一种绝望情绪的大爆发，它是大学生产生了覆巢之下无完卵的感觉后的应激反应。强权人物已经不再代表国家民族，而是只管自己的利益，为此不惜出卖国家利益，换取自己小集团的苟延残喘，在损害大众利益的同时，将想依附于他的知识界也扔到了一边。
民众麻木地忍受着，知识界忍不住叫了起来，当然在失落中奋起，得到的是跌落和进一步的绝望，于是有的人迈出了决绝的一步——走革命之路。所以说“五四运动”起到了为共产党准备干部的作用，是一个相当积极的评价。
对于主席而言，“五四”更像是他在社会大舞台上的第一次露面。从这以后，他逐渐将自己化身为人民的代表，总是把自己置身于民众之内，依靠民众的大联合，来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
读故事 学党史 四个昼夜
编者按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充分发挥党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为了深入学习贯彻《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自然资源部直属机关党委、中国自然资源报社共同开设“读故事学党史” 专栏。本专栏每周一期，陆续刊发关于党的革命精神、光荣传统、优良作风、工作方法 的党史故事，推动自然资源系统干部职工进一步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自然资源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能力，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四个昼夜 为了解决农业经济衰退和农民生活问题，在1961年1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要求领导干部都要去各地调研，解决食堂、社队体制和农业生产问题。他说：“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1961年3月10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和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准备对农村政策进行调整。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指出：“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书面报告也可以看，但是这跟自己亲身的调查是不相同的。自己到处跑或者住下来做一个星期到十天的调查，主要是应该住下来做一番系统的调查研究。”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后，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央领导同志陆续带着《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深入基层，征求意见。为了做好调研，1961年4月初，周恩来派出他的办公室副主任许明带领一个工作组，先期到河北邯郸地区进行详细的调查，四处走访了解基本情况，共20天。4月28日午夜，周恩来放下手中的繁重政务，也前往邯郸亲自调查。此后一连3天，他在邯郸听取了地委书记庞均、工作组许明和河北省省长刘子厚的汇报。5月2日返回北京处理要务后，3日凌晨再次返回邯郸。1961年5月3日至6日，周恩来亲自率队在河北邯郸地区武安县伯延公社开展了4天的蹲点调查，推动了全国农村公共食堂、供给制等问题的解决，这就是著名的“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之所以选择将武安县伯延公社作为重点调查对象，周恩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伯延公社的气候、人口、耕作习惯等方面，在华北地区都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公社，也是受“大跃进”影响较深的地方，所以调研清楚这一地区的实际情况，形成相关对策，对于解决好其他类似地区的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此外，伯延是革命老区，曾是晋冀鲁豫军区所在地，有着光荣的历史，群众对党有很深的历史感情，来这里调研能够振奋基层干群精神，也相对容易让干部群众敞开话匣子，反映真实社情民意。抵达伯延后，周恩来同公社、大队、小队干部们就农民普遍关注的公共食堂、供给制等问题进行了座谈。公社干部们对周恩来说：社员们能放开肚子吃，虽吃得不好，但能吃饱。可是，周恩来发现很多社员面黄肌瘦，带有菜色，还有人患上了浮肿病，就知道公社干部们没有完全讲真话。于是，他多次“突袭”公社食堂，走访了拖拉机站、供销社、饲养场，还走村串户，到几十户社员家里察看情况。同时，周恩来还召集社员座谈，想进一步了解实情和大家的想法。刚开始，一直没有群众敢说真话，怕给国家添麻烦，怕被批评为落后，怕被事后打击报复。周恩来就同社员亲切交流，鼓励大家说出真话。后来有个叫张二廷的村民终于鼓起勇气讲了公共食堂的实际情况。周恩来并没有生气制止，而是主动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这个总理没有当好，让大家挨饿了。周恩来主动揽责和自我批评的态度，使基层干部群众都很感动，大家纷纷说出自己真实想法，并提出合理建议。周恩来在伯延蹲点调研期间，5月3日上午，在伯延公社办公室召集11名社队干部座谈；5月4日上午，到“小章坪”棉花地进行实地调研，并到农机站和汽配厂与群众谈话；5月4日下午，召集12名社员代表座谈；5月5日上午，与村民张二廷谈心；5月5日下午，召集13名小队干部和社员代表座谈；5月6日上午，召集先锋、胜利两个大队干部和社员代表25人座谈……5月7日凌晨3时，周恩来通过电话向在上海的毛泽东主席如实汇报了自己在伯延公社实地调查的情况，并谈了四点看法：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目前主要解决如何解散食堂和社员回家后如何做饭的问题。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三、社员迫切要求恢复高级社时的评工记分办法。包产到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的办法能够真正实现多劳多得，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势在必行。四、邯郸专区旱灾严重，麦收减产，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问题。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收到其他领导人从各地发来的调查报告，普遍不赞成办公共食堂、不赞成在分配上实行供给制。毛泽东立即对周恩来的意见作了批示：此报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参考。当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讨论并修改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形成修正草案。其中，最重要的修改：一是取消供给制；二是规定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等。这些符合实际的决定，受到基层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也为国民经济调整开了个好头。点 评：
在同伯延公社群众朝夕相处的四个昼夜里，周恩来亲民的形象、务实的作风、求真的精神给当地老百姓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也为党员干部做好调研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要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接地气、通下情，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解剖麻雀，发现典型，真正把群众面临的问题发现出来，把群众的意见反映上来，把群众创造的经验总结出来。”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六条，“对涉及群众生产、生活等切身利益的问题依照政策或者有关规定能解决而不及时解决，慵懒无为、效率低下，造成不良影响”“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等损害群众利益行为明确了处分规定。这对于引导党员干部以人民群众利益为重、以人民群众期盼为念、多干让人民满意的好事实事很有指导性。
——（文章节选自人民出版社图书《纪律——中共党史上的50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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