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默谈命理之变格，曲直仁寿格之李鸿章

相信大家多少都知道晚晴名臣李鸿章，到现在对李鸿章的功过定论似乎很难确定，对于大清朝来说，他是一名功臣，但是李鸿章却代表了清廷签订了很多不平等条约，李最后是在1901年签了《辛丑条约》，签了之后李鸿章吐血不止，最后病逝于北京。

其实我们只要仔细想一下就知道，其实李中堂确实是为当时的清廷背了黑锅。试想一下即使李在当时官任中堂，但是上还有亲王、慈禧太后和皇帝，更何况李鸿章还是一名汉臣，无论怎么说李的签字权都是慈禧等所授予的。所以李中堂只有背了这个黑锅。

那么今天主要要说的是这位满清名臣的八字，可以说李鸿章八字是命理变格中很成功的曲直仁寿格，格局很大。那我们来看一下

李鸿章八字 乾造

癸 甲 乙 己

未 寅 亥 卯 大运：

3 13 23 33 43536373

癸 壬 辛 庚 己 戊 丁 丙

丑 子 亥 戌 酉 申 未 午

乙生寅月，支全亥卯未，四柱无金，甲木透出，气专一方，更妙癸透出且以亥为根，丙火藏寅。穷通宝鉴云：乙生寅月，用神丙癸，两有根者一透一藏必然大富贵。

李鸿章的曲直仁寿格,用取从强，福泽自然绵长。幼年北方水运，印绶生身，少年科甲。中年金运，本来是曲直仁寿格大忌；最妙的是有癸通根亥支，化金有利，化煞为权，功成名显；如果没有癸水，那么西方金运必有波澜，难以位高权重。花甲之后，运转南方泄秀，出将入相，位高权重，功名略亚于其师文正。卒于辛丑，寿七十有九。

对于李鸿章，曾国藩、梁启超等都有很高的评价。而当时的日本首相和日本人还有美国人，都是有挺高的评价。

负面的评价主要是由于李鸿章曾作出的错误决策，后人也多对此诟病。

注：本人属于原创，未经允许，不得擅自转载

伊藤博文的“狮子大开口”，令李鸿章倒吸一口冷气：过苛！过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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凄风苦雨

1895年2月25 日，辽南战场对海城的第四次反攻结束。在这次为期五天的反攻中，大平山防御战是华军打得较好的战斗之一。

当天早晨，宋庆指挥毅军向驻守大平山的日军发动进攻，并于午后占领了大平山，日军第一师团随即向大平山发起反攻，双方激战终日，一直打到晚上，其持续时间之长，在甲午战争诸役中是仅见的，双方伤亡也都很大，“死尸堆积成山，血流如注”。最终，由于指挥失当，未能有预备队投入，致使大平山重又被日军占领。

反攻又失败了，而且自此以后，日军解除了华军对营口的外围防御，使得华军在辽东战局中的地位更加不利。

前线兵败，就意味着谈判资本更加有限，留给李鸿章赴日谈判的准备时间也越来越少，在争取外援已然无望的情况下，李鸿章不得不改变态度，由反对割地转至主张割地求和。就在25日，也即第四次反攻海战受挫的当天，李鸿章面奏光绪，在报告中提及了割地，恭亲王奕祈也随之陈述了不能不割地的理由，他们两人说过之后，只有翁同龢仍表示异议，其他人都已缄口不言。

眼看反攻海城之战重又功败垂成，光绪也没了主意，他表示割地事关重大，必须禀商慈禧才能决定。让众人都想不到的是，当第二天光绪向慈禧报告时，慈禧却出人意料地对李鸿章所奏、奕祈所陈表现出反感，并且对光绪说：“这件事由你决定，不用向我报告。”

光绪又派奕祈等人奏请慈禧，把赴日使臣的权限定下来，实际上就是想让慈禧确定能不能割地。慈禧说话办事可真是滴水不漏，她让太监传话：“一切遵照皇上旨意就可以。”

谁都知道“割地”在史书上意味着什么，到了最后需要做出决定的时候，谁都不愿意与之沾边，就连慈禧也怕因此背上遗臭万年的恶名，所以才会竭力规避责任。

3月2日，美国公使田贝正式发来通知，日方已经决定把马关作为中日谈判的地点。在此之前，辽南华军开始第五次反攻海城，但由于缺乏统一指挥，诸将踌躇不前，反攻仍归失败。随着第五次反攻的失利，这一整个甲午期间最大的陆路攻势也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结束了，从此以后，华军再无主动进攻的例子。

海城反攻战役长达两个月，在这两个月时间里，日军虽然一开始曾面临孤军深入、补给线漫长的难题，但即便在那个时候，其后勤补给线也从未被完全切断，这使得日军在整个战役中的军火、粮食一直非常充足。等到华军这边偃旗息鼓，日军便趁势反守为攻，就在田贝发来通知的当天，鞍山即为日军占领，辽阳危急，盛京(即沈阳)受到直接威胁。盛京在清代的身份是“陪都”，既是所谓的龙兴之地，又有清代皇帝的祖宗陵寝，其地位仅次于北京，是万万丢不得的，迫于这一内外交困的形势，光绪不得不从“太上皇”手中接过烫手山芋，给予李鸿章以“商让土地之权”。

李鸿章受命，顿感肩上压力倍增，他在上疏对赴日议和进行预筹时，用“悚惧”一词描述了自己的心情，表示尽管自己有了这一授权，但在谈判时仍将节节争执，尽量减少国家的损失，就是赔款数目也要想方设法降下去。光绪看完预筹疏后，发布上谕，予以肯定，同时由奕祈等人公奏慈禧批准允行。

3月4日，李鸿章单独请训，在光绪亲授全权敕书时，他当场为之老泪纵横。正所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时”，无论是前线的连续兵败失地，还是北洋水师的全军覆灭，都早已对李鸿章形成一个又一个重击，使他进退维谷、心烦意乱，如今又要奉旨赴日谈判，代表国家去签城下之盟，换谁都会倍感惆怅，乃至潸然泪下。

不管愿不愿意，东行都是必须取担和完成的使命。次日，在一片凄风苦雨之中，李鸿章带着“争回一分，即免一分之害”的复杂心情，萧然出都，踏上了茫茫行程。

就在李鸿章出京前后，日军集中在东北的所有兵力，发起了所谓“辽河平原的扫荡作战”，作战的主要目标是攻占辽河下游牛庄、营口、田庄台诸战略要地。战役开始前，日军“示形逼辽阳”，使华军对其主攻方向产生错觉，疏忽了牛庄方面的防御。3月4日这一天，日军第一军第三、五两师团共一万八千余众，合攻牛庄。牛庄守军只有湘军系统的魏光焘部武威军三千三百人，而且牛庄本身还是一座没有城墙的重镇，易攻难守，武威军血战竟日，半数阵亡，牛庄陷落。

仅隔三天，日军会攻营口。由于原守营口宋庆部毅军主力已撤往田庄台，留下驻守的人马仅三百余，兵力空虚，导致为敌所乘，日军仅战死两人，就得以轻取营口。

日军相继占领牛庄、营口后，紧接着就发动了田庄台之战。此役日军集中第一、三、五师团的全部兵力，近两万人，携九十一门大炮，是自甲午战争爆发以来，日军最大规模的一次用兵。湘淮军驻守田庄台的兵力也达到六十九营，两万余人，双方兵力是差不多的，这使田庄台之战成为甲午战争中最大的一次陆战，同时也是辽东半岛的决战。由于在军事组织、战术以及武器性能等方面差距较大，华军仍旧抵御不住，向后方败退。田庄台千余间民宅，三百多只民船，被日军焚之一炬，“火焰冲天，终夜不熄，田庄台一市，全归乌有”。

至此，辽东及辽阳南路之战以中方败北而告终，从田庄台沿辽河而东，自鞍山站以西的大片区域，尽为日军所控制。湘淮军全线皆溃，除陈湜部湘军十营拒守摩天岭外，其余全部撤至关内。

日军实现了在冰雪解冻前击溃华军的目标，并形成北可攻击盛京，南可威胁北京的态势。接下来，他们随时可以按照大本营的计划和意图，越过辽河，进军山海关，在直隶平原与华军进行主力决战，这也为日本在即将开始的和谈中增加了一个重要砝码。

春帆楼

李鸿章在京期间，据传曾“忙里偷闲”，由女婿张佩纶引见，前往京郊的白云观，在隐匿身份的情况下，拜访了一位通灵道人，请他为自己占卜。

道人听完来意后，自顾自地坐在一个大蒲团上，闭目养神，把李鸿章晾在了一旁。李鸿章倒也不愠不急，耐心地在一旁恭候。

良久，道人睁开眼：“占卜之道，由心生，信则灵，不信则无。”他让李鸿章告知其生辰八字，李鸿章的生日是阴历正月初五，这一天也是民间传说中财神的生日。道人问清楚李鸿章的“财神生辰”，足足想了半炷香的工夫，才望着李鸿章说，你的命很硬，命如此之硬，非大富大贵之人难以担当，看来你不是一般人啊，封侯拜相不在话下。

“大富大贵”“封侯拜相”，李鸿章早就做到了，只是未必守得住，更何况他此时关心的也并不是这个，遂摆摆手苦笑道：“往事如烟，不堪回首，还望道长能为弟子预测一下未来。”

道人矜持一笑，说到了关键处：“施主眼下是有些麻烦，但有惊无险，尽可宽心。只是恐怕晚节有虞，尚需格外留心。”

李鸿章心里一动，还想继续追问，道人一指墙上的一幅《松雪道德经》(即名帖《松雪书道德经》，系由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频所书，赵孟频号松雪道人)，含矜而笑，至此再不作声。

古人言，“心存忐忑，占卜问卦”。李鸿章平时对于占卜问卦这一套，并没那么热心，临时抱佛脚，本身就是其不安心情的一个表征。对于此时的李鸿章而言，比之于个人的人身安全受威胁，更让他担忧的无疑还是“晚节有虞”，道人的话也因此在他心中蒙上一层阴影。尽管如此，李鸿章在领命之时，即已下定决心，此行即便因割地赔款而遭到国人斥骂，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正如他在预筹方案中所言，“苟有利于国家，更何暇躲避怨谤”。

1895年3月14日，李鸿章一行从天津出发，前往日本。随行人员除伍廷芳、马建忠等幕僚外，还有两个特殊人物，其一是美国人科士达，其二是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科士达是律师出身，曾担任美国国务卿，总署专门聘请他以私人身份，充任议和法律顾问。李经方曾任驻日公使，通达日语，李鸿章认为谈判时用得上，因此在参加军机大臣会议时特地请求让其随行，李经方在使团中的身份是“钦差全权大臣”。

在使团乘船的船头，高悬着“中国头等议和大臣”的旗帜，但因日方不允许中国使团乘坐中国船前去谈判，所以他们雇用的是德国商船“礼仪”“公义”，船上也只能挂德国国旗，议和大臣所处环境的尴尬和困难，于此可见一斑。李鸿章年逾七旬，却还要以老迈之躯，远赴东洋，深入险地，扮演这样一个极难扮演的角色，其心境之苍凉与苦涩，亦可想而知。

轮船在海上颠簸了五天，于19日到达马关。快到马关时，李鸿章吟诗一首，言称“舟人哪知伤心处，遥指前程是马关”。

马关也称下关，在日本本州岛最南端，此地有一个位于小山丘之上、面朝大海的春帆楼。春帆楼乃木制小楼，面积并不大，原来是个医生诊所，后改成河豚料理店，店里的河豚宴很有名气。伊藤博文是马关所属的山口县人(当时属长州藩)，过去在马关一带活动时，春帆楼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据说春帆楼的名字也是由他所取(伊藤博文别号春亩)。

春帆楼

春帆楼是伊藤博文亲自选定的谈判地点。20日午后2点半，李鸿章一行登上春帆楼，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举行第一次谈判。春帆楼里早已修葺一新，地上铺着华丽的地毯，围着谈判桌摆放了十多把椅子，中方人员还注意到，与其他人受到的待遇不同，日方在李鸿章的座位旁还特别摆放了痰盂。

客气和尊重背后，却是掩藏不住的刀光剑影。伊藤博文与李鸿章并不是第一次面对面打交道，十年前，两人签订《中日天津条约》，就已经见过一次，此次不过是对手重逢。对于李伊二人重会春帆楼，清代野史中有个段子，说是在宴会间，伊藤博文突然对李鸿章说：“我这里有一个联，你能对吗?”说完，便随口道出上联：“内无相，外无将，不得已玉帛相将。”意思是你大清国内无贤相辅政，外无良将御边，不得已只好割地赔款。

李鸿章听出联句中含讥带讽，但一时又答不出下联，不由得又恨又愧。

赶巧使团随员中有个李鸿章的幕僚，平时不蒙李鸿章重用，触景生情，灵机一动，立刻代李拟出下联：“天难度，地难量，这才是帝王度量。”中国天地广大，难以测量，这就像是我们皇帝度量大，给你点地，赔你点钱，无所谓。

这个段子自然是虚构，暗含的是国人爱占口头便宜的老习惯。回到真实的场景中，在中日谈判代表未曾正式开谈时，伊藤博文和李鸿章于寒暄之后，也确实先有过一番意味深长的对话。

当年签订《中日天津条约》的背景，是朝鲜“甲申政变”被中国驻朝军队迅速镇压、伊藤博文来华谈判时，虽不像李鸿章现在这样极度被动，但也不占优势。李鸿章是实力外交论者，借助于己方对局势的掌控，他在谈判中，将伊藤博文的无理要求全都毫不客气地拒之门外，并且声言如果伊藤博文不满意的话，双方只有兵戎相见。

那次谈判，伊藤博文不仅未讨得便宜，反而在会场上领教了李鸿章的厉害。事隔十年，两人再次谋面，对于当时李鸿章的盛气凌人，伊藤博文仍旧记忆犹新：“想中堂大人当年，何等威风，一言不合，谈不成就要打，如今真打了，结果怎样呢?”

十年后，随着战争的一败一胜，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东亚政治场上的地位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李鸿章仍想尽力表现出作为大国使节的恢宏气度，但作为战败方的代表，仍难以掩盖自身尴尬艰难的处境，而伊藤将春帆楼挑选为谈判地点，本身就代表着他的踌躇满志和今非昔比。未等李鸿章答话，伊藤博文即以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志得意满地说道，十年前他在天津与李鸿章相会时，曾进言中国有改进的必要，不料十年来一无长进，“不图改进，以至今日，实深感遗憾”。

聊到这个话题，李鸿章内心可谓酸甜苦辣，五味杂陈，只好一边叹息，一边承认本国积弊太深，以致“虚度岁月”，十年过去，一切依然如故，“本大臣自感惭愧，心有余而力不足”。

过苛，过苛

两国互换国书后，首先进行简短交谈。为了掩饰上次将中国使节拒之门外的失礼，伊藤博文故意以确认相互资格开场，说张荫桓、邵友濂之所以遭拒，乃是因为觉得他们“似乎不是诚心和好”，而李鸿章此番前来就不一样了，“你中堂大人官品尊宠，责任重大，这次奉命为头等全权大臣，实在是出于诚心”。

李鸿章乃外交谈判的老手，当然知道伊藤博文的用意所在，遂不卑不亢地答道：“我国如不是诚心修好，一定不会派我来。我没有诚心讲和，也不会来这里。”

接着，李鸿章发表了一个长篇谈话，强调中日两国作为东亚两大帝国，应优势互补，加强合作，以便对抗西方列强，而不要轻动衅端，反过来为西方列强提供可乘之机。

李鸿章的这番话虽不乏外交辞令，以及迫于时势下的求和用意，如陆奥宗光所说，“讽示迅速完成媾和的必要”，但仍展示出他在世界大势、国际问题上的深入思考和远见卓识。事实上，李鸿章很早以前就曾设想联合日本，共同制衡西方。他在谈话中还提到，欧洲各国虽然军事力量都很强，却不轻启衅端，中日两国既在同一个洲，地理位置上又最为接近，文化也相似，为什么不效法欧洲，而要互相寻仇呢?如果互相寻仇不已，自然有害于中国，对于日本而言，也未必有益处。

李鸿章东渡议和之日，正是日本国内主战气焰持续高涨之时，媒体舆论大肆宣扬，既然要让中国割地赔款，则割的地面积越大越好，赔的款越多越妙，甚至声称“必须有瓜分(中国)四百余州的决心”。在日本军队内部，主战气焰更为浓烈，力主非占领北京不可言和，在一些日军将领公开发表的诗作中，已多有“燕京从是几行程”“何时轻骑入燕京”等诗句。至于日本政府，虽然相对较为克制，但亦有急于称霸亚洲、挤进西方列强阵营的渴求，贫弱而不思进取的中国正好成为其达到目的踮脚石，如何肯和你坐在一条板凳上?

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皆为日本政府的代表和决策者，他们对于李鸿章的建议和忠告，根本听不进去。陆奥宗光一方面对李鸿章的风度表示敬佩，认为李鸿章“说到底，不愧为中国当代的一个人物”；另一方面又认为李鸿章所言，不过是“今日东方政界人士的老生常谈”，并说李鸿章“狡猾”，“如此高谈阔论，其目的是想引起我国的同情，间用冷嘲热骂以掩盖战败者的屈辱地位”。

李鸿章的呼吁未能起到作用。1895年3月21日，双方举行第二次会谈，开始进入了实质性议题。清廷这时最迫切期望的是停战，以便让疲弱不堪的前线军队喘口气，同时防止日军进攻京畿和盛京，因此李鸿章提出在两国议和期间，双方陆海军应一律停战。

伊藤博文早知中方有此要求。实际上，在割地赔款上狮子大开口，同样也是日本政府肚子里正在打着的小九九，只是它还得顾及国际舆论和关系，不能像媒体和军方那样口无遮拦，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已。

现阶段停战，自然对中国有利，因为可以最大限度减少损失；对于日本而言，就未必了，在侵华日军已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或许只有一直打到北京，迫使中方订立城下之盟，才能确保其利益最大化。为此，在该轮谈判的前一天晚上，伊藤博文特地和幕僚彻夜研究，针对中方的停战要求，设计了一个反提案：停战可以，但前提是中国必须交出大沽、天津、山海关以及所在地方的铁路、军需，停战期间，日本驻军的费用也由中国负担，此条件限中国在三天之内做出答复。

伊藤博文把他的反提案一说，李鸿章倒吸一口冷气，纵使他在谈判中一向都很冷静，此时也不由得连呼：“过苛，过苛！”

大沽、天津、山海关，皆为军事险要之地，若为日军所控制，可直接威胁京城，日军都还没有到达那里，居然就想不费任何气力地捞到手中?再者，如果停战期满，议和不成，日本仍然占据着这三处地方，岂不是反客为主，占尽了便宜。

伊藤博文当然也知道自己提出的停战条件过于苛刻，但这正是他的目的所在，为的就是迫使中国放弃停战的念头——中国放弃停战，日本就可以在谈判过程中再战，这样既应付了国际舆论，封住了欧美各大国之口，又能把日方想得到的蛋糕统统抢过来，可谓是一箭双雕。

“人 情”

伊藤博文是这样想的，当然他口头上不能这么说，面对李鸿章提出的质问，他的解释是：现在两国相争，日军正准备攻占各地，中国忽然要求停战，对日军士气会造成妨碍，所以他们要先占据险地作为抵押，才不致过后吃亏。

李鸿章、伊藤博文同被国际社会视为本国俾斯麦式的人物，两人虽然年龄差距较大(伊藤比李鸿章小十八岁)，但自在天津相识起，就有惺惺相惜之意。在过去的十年里，两人一直书信不断，其间伊藤博文曾向李鸿章赠送有关日本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改革措施的书籍，李鸿章不仅对这些书籍都仔细阅读过，而且还将自己有意大力革新，但受制于所处政治环境、难以充分施展的苦衷，都不加隐瞒地告诉了伊藤博文，足见双方在政治见解方面的相互信任与期许。

就在甲午战争爆发的前两年，朝鲜曾发生“防谷令”事件。所谓“防谷令”是朝鲜地方官发布的一项命令，用于暂时禁止本地谷物的外运及出口，根据日朝政府达成的协议，朝鲜公布“防谷令”，应提前一个月通知日本领事，但那次朝鲜没通知，日本称自己因此受到重大经济损失，要求其赔偿。

据朝鲜估算，日方损失大约为六万日元，但日方要求赔偿十七万日元，双方争执不下，谈判了很长时间都没有结果。当时朝鲜内政外交实际都在袁世凯的控制之下，日本又尚未做好入侵朝鲜和中国的准备，面对国内舆论对于“防谷令”事件久拖不决的批评，伊藤博文迫不得已，亲自给李鸿章写信，说解决“防谷令”事件的事，他已经跟李鸿章长子、时任驻日公使的李经方提过了，现在想请李鸿章本人再帮帮忙，“假中堂阁下之一臂，而得妥协和局”，信最后署名是西方格式：“你的好朋友伊藤”。

从大局出发，李鸿章当天就给袁世凯发电报，让袁世凯劝朝鲜官员坐下来，妥善解决相关问题，以免因小失大，并且告诉袁世凯：“伊藤与我私交很好，他对于此事件的态度也并不虚伪。”在李鸿章的调解和干涉下，朝鲜最终同意赔偿日方十一万日元，“防谷令”事件迅速得以解决。

有这样的私交基础，在战场上被对方全面压制，手中缺乏任何有利筹码，而“晓之以理”又难以见效的情况下，李鸿章只能更多地尝试对伊藤博文“动之以情”：“我是直隶总督，这三处地方都由我管辖，由日军先行占据，我脸面何在?请伊藤大人设身处地想想，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然而伊藤博文听后，却不为所动，看上去根本就不想还在“防谷令”事件上欠李鸿章的“人情”，两人多年的私谊感情此时也丝毫不见踪影。这其实并不奇怪，民国外交家蒋廷黻曾经说过：“国际关系不比私人间的关系，是不讲理，不论情的。”同为成熟老练的政治家，李伊之间再怎么是忘年交，再怎么彼此欣赏，到了涉及国家利益的谈判中，也都不会轻易相让，私交、人情都只不过是表面的装饰，为的是更容易打动对方。即如李伊在“防谷令”事件中亦是如此，伊藤博文想让李鸿章帮着调解，就左一个“好朋友”，右一个“好朋友”，同样李鸿章肯给袁世凯发电报，愿意对事件进行干涉，也不是真的完全从“好朋友”立场出发，说到底仍是想借此增强对朝鲜的影响力，并向日本及各国显示中国对于朝鲜的宗主国地位。

眼见伊藤博文不吃自己的这一套，李鸿章只得转而主张先不讨论停战问题，直接商讨和约。伊藤博文等人对于暂不停战考虑得多，却还未想好如何订和约，才能捡得最大便宜，故而一时半会也拿不出和约草案，双方商定三天之后再次举行会谈。

自奉命出使以来，李鸿章深知事关重大，处处都小心行事，每次会谈后，都随时电奏朝廷，候旨遵行，同时他也将自己的看法向朝廷进行汇报，以供决策参考。此次会谈也一样，虽然他在会上有自己的主张，但会后还是立即向总署发去密电，对会谈情况进行汇报，除提供自己的主张和建议供参考外，还明确表示日本要挟太甚，无法答应，叮嘱国内应在大沽、天津、山海关一带严加戒备，并尽量创造好的国内军事形势，以配合在日本的谈判。

光绪获悉，急令奕助等与各国公使面商，听取他们的意见。各国公使看了日本所提条件，也都表示只有停战期间中国补助日本军费这一条，还算合理，其他按照国际惯例，都不在尺寸上。

总署随后复电李鸿章，同意搁置停战之议。此举正中伊藤博文的下怀，他立即命令日军向台湾开进，1895年3月23日，日军登陆澎湖列岛，显然是想抢先造成日军占领台湾的既定事实，然后再逼李鸿章就范。

伊藤博文的做法，进一步压缩了中方在和谈中的活动空间。24日下午，中日举行第三次会谈，李鸿章向伊藤博文索取和谈文本，伊藤博文却还是拿不出来，推说要等第二天再谈。

会谈毫无实质性进展，陷入僵持之中。散会后，心事重重的李鸿章步出春帆楼，乘轿返回下榻的引接寺旅馆。就在返回的路上，突然有暴徒向他发起袭击，由此酿成了一桩震惊世人的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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