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佑樘八字 叹时运不济，憾壮志难酬，大明内阁首辅——李东阳

叹时运不济，憾壮志难酬，大明内阁首辅——李东阳

故宫

大明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少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内阁首辅大臣——李东阳。李东阳历仕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四朝，是明代中期的名臣。

李东阳的文化巨匠地位毋庸置疑，毕竟是茶陵诗派的核心人物，书法也是大家水准。但如果说李东阳在明代中期政治上有什么功绩，却是乏善可陈。

李家祖上是在洪武初年参军的，李家自然便是军户了。从李东阳的祖父这，李家因为有军功，便从茶陵迁到了北京。后来又搬到北京海子西崖，做些小生意。李东阳的“西崖”之号便由此而来。

李东阳

明代对于军籍的限制相对严格，一代只能有一个科举的名额。李东阳的父亲在落第之后，便把全部心力都放在了培养孩子身上，所以李东阳自小就受到了严格的规培。

李东阳这个“神童”是经过官方认证的，认证人——明代宗朱祁钰。景泰元年，李东阳入宫见了皇帝，作了一副径尺大的书法，得到皇帝的肯定，这一年李东阳才四岁；六岁的时候，皇帝让李东阳讲解《尚书》；八岁的时候，再次入宫讲书；九岁，特批进入顺天府学读书。

北京的顺天府学不比其他地方的府学，这里的老师都是翰林院里的名师大家，当时与李东阳同为学生的就有后来鼎鼎有名的刘大夏和杨一清。

明代宗 朱祁钰

明英宗朱祁镇“夺门之变”复辟登基，天顺初年朝局混乱，此时的李东阳还安安稳稳地在读书做学问。之后便是进军科举。

天顺六年，李东阳乡试中举；天顺七年，礼部会试，李东阳是第一百八十五名；天顺八年，殿试，李东阳二甲第一，全国第四，入选庶吉士，进翰林院。这一年，李东阳十八岁。

庶吉士这个词，熟悉明代历史的朋友都不陌生，这就是“储相”的代名词。明代中期以后，凡是进入内阁的官员，都要求有庶吉士的出身。李东阳如此年轻便走到这一步，可谓前途无量。但让人惊异的是，从天顺八年到弘治六年，李东阳在翰林院整整熬了二十八年。

明英宗 朱祁镇

天顺八年，明英宗朱祁镇驾崩，太子朱见深继位，改年成化，即明宪宗。所以严格来说，成化朝是李东阳仕途开始的时代。

从成化年李东阳的履历来看，他在翰林院里的主要纪事是：成化元年，参与修撰《英宗实录》；成化三年书成，李东阳升了半级，官秩从六品；成化十年，升为侍讲；成化十二年，入经筵侍班兼撰写讲稿；成化二十年，以侍讲学士侍奉东宫。然后成化二十三年，朱见深驾崩，成化时代结束。

从以上履历我们可以看出，整个成化时期，李东阳都在翰林院做一些份内的工作，包括他的侍讲身份，其实也是资历年限到了给予的迁升。

明代官员

但成为了侍讲，不代表能够在经筵和日讲中直接给皇帝讲课或者参与其中，一直到成化十二年的时候，李东阳才勉强有资格成为经筵侍讲的写搞人，说白了还是秘书性质的。即便是他成化二十年进入了太子朱佑樘的东宫班底，其实也是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并不是太子的核心幕僚。

就连李东阳自己也曾感慨，当时自己的升迁速度要远远慢于同期同僚，心中甚是苦闷。为何如此？

第一，李东阳年纪太小，且说话诙谐，看起来不够稳重。

十八岁进入翰林院，即便是到了成化二十年成为东宫侍讲，李东阳也才三十八岁。

故宫

这个年纪放在今天正是一个男人年富力强，最有魅力的时候，但是放在古代官场，这个年纪确实偏小，更何况是在翰林院，一大群老头子都在苦熬，李东阳在他们面前还是个雏儿。

同时，李东阳说话比较幽默风趣，长相嘛，也有点“逗”，这让人觉得李东阳还是不够稳重，特别是在朝廷的中枢圈做事，一言一行都讲究按部就班，规规矩矩，李东阳很显然是吃了这方面的亏。

第二，明宪宗朱见深，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皇帝。

有一句话叫“英明之主用恭顺之臣“，我觉得非常适合朱见深。成化初年李贤下台后，朱见深开始启用一批听话的文臣，著名的“纸糊三阁老”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明宪宗 朱见深

后人对于朱见深用这群尸位素餐的官僚骂声一片，但我们难道没发现，成化年对内对外的一系列的举措，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吗？包括后来用汪直，用西厂，都是朱见深的老谋深算。

朱见深一改天顺晚期文官独大的局面，重新加强了皇帝的权威，做出了很多的壮举。在这个政治环境下，文官们的日子肯定不好过，皇帝也不怎么喜欢和一群文官们讨论来讨论去，甚至都不怎么爱搭理。

所以成化年，几个内阁阁老的位子很牢固，朝中的人事也很稳定。这就直接导致了底下的人上不去，而皇帝也不关心下面的官员如何如何，毕竟皇帝自己就非常有主见。

第三，成化时期，李东阳醉心学问。

李东阳 书作

在翰林院里，李东阳还是有大把的清闲时间的，期间李东阳做了大量的阅读，出了一些著作名篇，这使得他的才名更加远播。以致于李东阳每次下班回家，家门口都围着一群文人来找他论学品文。我们也发现在这个时期，很少有李东阳关于时政方面向皇帝的上疏。皇帝不喜欢被人指指点点是一方面，李东阳自己的大量时间被其他文化活动占据也是另一方面。

之后时间就到弘治朝了。

与父亲朱见深不同，明孝宗朱佑樘却是一个与文官大臣走得非常近的皇帝。这哥们在账面上就一个妻子，为人宽厚仁慈，勤于政事，广开言路，据说一天要和大臣们开好几次会，常常忙到深夜，还把全国四品以上官员的姓名职务贴在办公室的墙上，没事就看。

明孝宗 朱佑樘

这妥妥的儒家官员心目中的明君啊，后来还给弘治朝冠以了“弘治中兴”的美誉。当然，我对这个所谓的“中兴”是持保留意见的，有兴趣可以看看弘治年的财政状况，就知道一些赞誉是有水分的。但李东阳的仕途确实是在弘治年间得到了质的提升。

弘治二年，李东阳升为左春坊左庶子，这是东宫官僚体系的一职；弘治四年，升为太常寺少卿；弘治五年，正式成为日讲官，兼经筵讲官；弘治七年，被推举为礼部右侍郎，参与内阁文书工作；弘治八年，正式入阁。

著名的“李公谋，刘公断，谢公侃”的内阁团队，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很多人用这句话来形容这个内阁的运作的高效与相处的和谐。但你真的读懂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吗?

明代官员

李公谋，能谋而不可定；谢公侃，可侃而不得议；李东阳，谢迁，刘健三人，只有刘健是真正拿主意的人。别说什么内阁首辅责任制，查查《明实录》里刘健和朱佑樘的会面次数，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连兵部尚书马文升都会“妒忌”刘健。

我们再看资历。谢迁是成化十一年的状元，弘治八年和李东阳同批进入内阁。刘健资历更老，天顺四年的进士，成化时期就和明宪宗关系融洽，在弘治元年便进入内阁。如此算来，李东阳这个天顺八年的进士，在翰林院做了二十多年冷板凳的哥们，在内阁中的资历真的是太嫩了。

明孝宗朱佑樘的弘治朝，最大的特点就是文官掌权。文官掌权最大的风险就是非常容易陷入内耗。

刘健

但所幸成化年的“汪直之祸”犹历历在目，这群文官遗老做起事来还算是有底线，再加上皇帝听话听劝，所以在表面上是一派君臣和睦的样子，但私底下的暗流照样波涛汹涌。比如弘治十二年会试的舞弊案，比如皇帝曾一度打算把在南京的汪直调回京城。

所以，我们看入阁后的李东阳做了哪些事？做殿试读卷官，修《大明会典》，为儿子谋福利，给太子做老师。而同时期的刘健，史书则侧重记录大量他在军政方面的功绩。这么一对比，李东阳怎么看都是被边缘化了。

弘治十二年，李东阳五十三岁，从这个时期起，我们看到李东阳开始频繁上疏请求致仕。年纪大是一方面，体弱多病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真的觉得没意思，空有一个阁老的名号，却做不了什么事情。

故宫

只是明孝宗又是慰问赐药，又是给他升职称加待遇，就是不准他离职。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来到了正德年。

弘治十八年，明孝宗朱佑樘驾崩，太子朱厚照继位，改年正德，即明武宗。

朱厚照是个玩主，但也是个非常明白怎么当皇帝的人。他先是用以刘瑾为首的“八虎”这一宦官集团驱逐了弘治朝的一批老臣，逐渐从文官手里夺回了权力。之后又以边军将领这批非主流武将，取代宦官集团，进一步掌握朝局和兵权。

朱厚照这一手玩得很溜，也很出彩，以致于他和文官集团的冲突在他一上台的时候就以决战的形式爆发了。

明武宗 朱厚照

正德元年，文官集团以集体罢工的形式向新君朱厚照逼宫，要求其铲除“八虎”。斗争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弘治年那批老臣都走完了，内阁谢迁，刘健二人的辞呈被批准，却独独留下了李东阳。

很多人把李东阳这一事件当做其政治生涯的污点，指责其贪恋权位。也有人说李东阳这么做是在为朝廷忍辱负重，毕竟后来他在大宦官刘瑾的手下还是做了一些实事，救了一些人的。

我倒觉得，李东阳此举是人之常情。逼宫要是有用，成化年的汪直还能这么嚣张吗？说白了，不就是欺负新君立足未稳吗？李东阳当年可是太子朱厚照的老师，与东宫这群宦官要说没什么交情，谁信啊？要知道李东阳是非常善于交际的一个人。

明代皇帝出巡

同时，谢迁，刘健的走人，按序就是李东阳进位内阁首辅大臣了，这个位子也许刘健可以放手，但李东阳绝对是有兴趣的。新皇帝是自己的学生，自己又成为了内阁首辅，皇帝宠信的宦官们和自己又是老交情，你要是李东阳，是不是就觉得这是自己一直在等的机会，那个能够真正施展自己平生抱负的机会？

当谢迁，刘健离开京城之时，李东阳前去送行，谢、刘二人不无感慨地说，当时你要是和我们一同离职，也不用在这伤心难过了。这话的份量已经很重了，责怪的意味很浓。但李东阳仍旧沉默。

李东阳自认自己的这次押宝大概率是赢面，尽管看似困难重重，但正德初年很可能会迎来一个李东阳时代，就冲这点，也是值得的。但历史告诉我们，李东阳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杨廷和

朱厚照对于这批累朝老臣显然没有耐心，李东阳后来的劝谏没有丝毫作用。同僚们对于李东阳的留职议论纷纷，内阁里新晋的阁臣杨廷和显然更合皇帝脾气。而刘瑾等人，气焰也越发嚣张起来，做事情不管不顾，甚至已经准备施行新政了。

李东阳终于明白，自己的时代还没有开始，便已结束。

正德二年，正德三年，正德六年，正德七年，李东阳一次次地上疏请辞，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但他的官衔却越来越长。李东阳明白，自己慢慢成为了皇帝装点的门面 ，不需要自己做什么，只要老老实实听话地在朝就行了。

正德七年，李东阳的致仕请求终于被批准，李东阳终于可以回家了，这一年他六十六岁。四年之后，他病逝家中，死后葬于京师郊外。明武宗追赠李东阳为太师，谥文正。“文正”这个谥，对于文臣来说份量是极大的，只是不知道九泉之下的李东阳，会不会就此甘心。

李东阳

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

李东阳在朝四十八年，而在翰林院的冷板凳上就坐了近三十年。即便后来进入了内阁，仍因为种种原因，在政治上并不能真正施展抱负，有其自身的原因，也有时局的影响。以致后人每每聊到李东阳，其文学，书法成就往往是被提起最多的。但在那个学而优则仕的时代，李东阳的人生际遇，是否又稍欠完美呢？

一家之言，聊以解闷。

朝史暮想，独家原创。

孝宗皇帝朱佑樘为什么一生只娶了一个妻子

朱佑樘，即明孝宗，也称弘治皇帝。他在位期间，勤于政事，励精图治，驱逐奸佞，任用贤明，努力扭转宪宗朝政腐败状况，用自己的宽容与勤奋使明王朝得到了一次中兴的机会，史称“弘治中兴”。

朱佑樘的童年非常坎坷。生母纪氏，系广西贺县人。成化三年，被俘至京，充入掖庭被王皇后看中命守内藏。宪宗偶至内藏临幸纪氏。事后纪氏怀孕，不料为万贵妃侦知，令心腹前去堕胎，侍婢不忍回报只说是病痞。十月分娩生男即孝宗皇帝朱佑樘，被门监张敏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收养。

成化十一年，宪宗思念亡子朱祐极，抑郁寡欢。愁叹道：“老将至了，尚无子嗣，何以为情？”张敏见时机已到，伏地叩首说：“万岁已有子了。”司礼监怀恩也跪奏说张敏所言不虚。宪宗大喜，遂至安乐堂，抱置膝上，垂泪道：“是儿类我，确是我子。”赐名朱祐樘，立为皇太子。

成化二十三年九月，皇太子朱佑樘继位，改年号为“弘治”。

他即位后铲除奸佞：对宪宗朝“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三阁老指万安、刘翊、刘吉，六尚书指尹祎、殷谦、周洪谟、张鹏、张蓥、刘昭）及太监梁芳等人作了处理，罢免内阁首辅万安，梁芳、李孜省下狱。但是孝宗没有大开杀戒，即使对害死他母亲的万贵妃的弟弟万喜也仅是抄家入狱，最后竟然被释放了。六岁的朱佑樘在还没有完全记清楚母亲容貌的时候就永远地失去了母亲，还时常活得战战兢兢，不时担心被毒杀的危险，万贵妃这个名字对他来说就意味着仇恨。可是在他大权在握时，他却选择了宽恕。

张敏已死，他已无法报答。他召回了怀恩，亲自迎候他入宫，因为他知道这个老太监曾经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他。曾经养育过他的吴皇后（宪宗废后），他待如亲母一样奉养，只因为他要报幼小时候的养育之恩。

朱佑樘就是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人，他不需要用暴力维护自己的权威；他清楚自己所受的痛苦，不忍心再把痛苦施加给自己的敌人；他不用权谋，只用仁厚来征服人心。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他任用贤能，待臣宽厚，勤谨一生，以人为本。制定了严格的官吏考核制度，选拨人才如刘健、李东阳、谢迁入朝。当时曾有个很贴切的评语评价三人：“李公谋、刘公断、谢公侃”。由其是李东阳，为文坛与政坛的领袖人物。

朱祐樘在位期间体恤民生，善待百姓，轻徭薄赋；大力发展农业，兴修水利；力求节俭，有利得缓和了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对臣下宽厚平和，京官夜返家中时，必派人执灯传送。军事上他积极防御抗战，维护统一，振兴军队防务，有利地维护了和平统一。

朱佑樘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罕见的后宫只有一位皇后的皇帝，他和皇后张氏，恩爱和谐如民间夫妇，别无其他嫔妃。这大概是孝宗皇帝幼年时的阴影，他对于嫔妃之间的争宠吃醋以及随之而来的宫闱斗争，可谓体会深切，有切肤之痛。所以，这可能是他不愿有过多嫔妃的一个原因。

孝宗皇帝是古代一夫一妻制的典范。他勤政爱民，善良宽厚、满怀治国之志，却因多难的童年身体一直不好，导致英年早猝，公元1505年，一代英主朱佑樘病逝于乾清宫，年仅36岁，是年十月葬于泰陵，庙号孝宗，谥号“建天明道纯诚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明史》对孝宗的评价很高，主要有八字，即“恭俭有制、勤政爱民”。朱国桢也说：“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

他很善良，这一生从生下来就屡遭迫害，却选择了宽恕。他从父亲手里接过来的江山千疮百孔，朝政腐败，国力衰退，以致他很少体会皇帝的尊荣，却承担了皇帝的全部责任，一手促成明王朝中期的政治军事及经济的发展，史称“弘治中兴”。他真的是一个善良宽容、正直仁慈、勤政爱民的好皇帝。

（此文原创，图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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