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将至，180年不遇，老人说：上坟避开4个时间”，啥意思

导语：清明节将至，180年不遇，老人说：上坟避开4个时间”，啥意思

在我国，有很多的传统祭祀节日，如中元节、清明节、端午节、重阳节等，我们从这些节日里可以看出，我们的祖先非常的看重祭祀。

在人去世后，后辈要为祖先找一个好的栖身之所，因为讲究的是：

除了这个，祭祀的时间也要多注意下，不过提起今年的清明节，大家都说不一般，180年不遇，这是为啥呢？

一、今年的清明是“无春遇闰年”

今年的立春节气是在2024年的2月4日，也就是腊月二十五，是在甲辰龙年之前的，所以今年是无春年，缺少了立春的节气。

同时 ，今年也是“闰年”，我们判断是否是闰年的方法是，是否能被整理除，2024年是能被4整除的，所以今年是闰年。

所以今年是无春遇闰年。

二、今年的清明是进入九紫离火运的第一个清明

今年的清明是进入九紫离火运的第一个清明。古人以180年为一个正元，每一正元分别为：上元、中元、下元。

每元是60年，而每元分为三个运，上元是：一运、二运、三运。中元是：四运、五运、六运。下元是：七运、八运、九运。

三元九运对应的年份分别是：

上元

一运：1864年—1883年

二运：1984年—1903年

三运：1904年—1923年

中元

四运：1924年—1943年

五运：1944年—1963年

六运：1964年—1983年

下元

七运：1984年—2003年

八运：2004年—2023年

九运：2024年—2043年

根据这个时间表，我们可以发现，2024年，我们正式进入了九紫离火大运，九紫离火运主火运旺，这是我们进入九紫离火运过得第一个清明，而距离下一次九紫离火大运的第一个清明是180年！所以才说180年不遇，非常的有意义，

三、今年是60甲子之首的第一个清明

除了是180年不遇，今年也是60年不遇的清明。这与我们的60甲子有关。

我国是用干支纪年来计年的。

干支纪年是指十天干和十二地支。

十天干分别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十二地支分别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通过把天干和地支组合在一起，我们就得到了60甲子表，今年是甲辰年，是60甲子的第一个清明节。

并且今年也是“青龙年”，甲五行为木，颜色为青。辰为龙，所以才说是青龙年的清明节！

四、还有特殊的一点是：今年清明是“九星五黄日”

今年清明是在二月廿六，这天刚好是“九星五黄日”，根据传统的说法，这天诸事不宜。

并且通常清明是在农历三月，因为清明有个别称是“三月节”，但今年的清明提前了，出现在二月，所以也是“早清明”。

还有一个比较恰好的点是4月4日，4从寓意上来说是比较不好的，并且还逢“双四”，可见不一般！

这些点能够赶上一起，可能也真的是百年难遇了！

今年清明节上坟要避开4个时间：

一、避开4月4日

虽然今年的清明是在4月4日，但我们最好不要在这天进行上坟，这是因为4这个数字，在老一辈人的思想中的寓意是不好的，还逢上双四，一定要避免！

其次，一般清明节是在4月5日，大家也都习惯了在4月5日祭祖，所以即使今年清明提前到到来，也是会推迟一天上坟。

4月4日是“九星五黄日”，老黄历上说：“诸事不宜”，所以最好不要在这天祭祖！

二、避开4月3日

今年祭祖要避开4月3日，这是为啥呢？4月3日是寒食节，寒食节讲究的是吃冷食，禁火，不能开火做饭。

而我们在给祖先准备供品时，不单单会供水果和酒水，也要做一些可口的热菜，荤素都有，但如果在4月3日进行祭祖时，我们是无法提供这些供品的，而单单拜冷食，显得对祖先不尊重，所以要避开寒食节。

三、上坟时间：不早九，不过三

上坟的时间也是有讲究的，我们一般会选太阳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阳气比较重，所以一般会选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3点之间进行。

9点以前太阳刚升起，阳光照射还没遍布整个地方，而下午3点过后，太阳开始落山了，所以是：不早9，不过3。

四、新坟老坟时间有讲究

新坟和老坟的上坟时间是不同的。

新坟

新坟有着“新坟不过社”的说法， 社是指“春社日”，也就是立春后的第5个戌日。所以新坟上坟一般是在这之前进行。

而第一年的新坟，很多地区都会在正月就开始扫墓了！通常是在正月初一、初二或是初三的任意一天内进行。

还有一些地区是在清明节的前十天或是后十天进行，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讲究！

老坟

老坟的上坟时间大多是“前三后四”， 也就是清明节的前三天，或是清明节的后四天进行，大部分地区都是这样的。

看到这里，你已经知道了上坟的时间，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分享！

我们曾经很熟悉的“四万万同胞”，其实是清朝的老黄历

今天回家时看到小区门口贴着一张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公告，突然对这事产生了兴趣，于是回家查了查相关资料。

在我的记忆中，第一次对于人口数字留下印象是在上世纪80年代，那时的电视、报纸中时不时的就会出现“10亿人民”的这种说法——现在知道这一数字来自于1982年的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我的上一代人更熟悉的恐怕是“7亿”这个人口概念，那是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成果；再就是现在中国人都知道的“14亿”这个数字。不过这个数字应该是估算出来的，因为我国的上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是在2010年，而当时的人口总数只有13亿出头。

对于“7亿”这个人口数字我完全没有印象，但是我的父母辈却很熟悉

人口普查对于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个不用我废话。而以现今我国政府高效且有力的管理能力来说，搞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也不算什么难事。不过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的大部分时间里，进行高水平的人口普查从来都是个天大的难题。

比如在为时不远的民国时期，就分别在1912年、1928年和1936年进行过3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都是无疾而终。我们如今在历史资料和影视剧中时常能够看到、听到的“四万万同胞”这个数字，应该是出自孙中山先生的口中，而且似乎还没有诉诸过文字，所以即便我想引用，也只能求助于电影《十月围城》：

“十年以前，（杨）衢云兄跟我在此讨论何谓革命。当时我说，革命就是为了四万万同胞人人有恒业，不啼饥不号寒。十年过去，与我志同者相继牺牲，我从他乡漂泊重临，革命两字于我而言，不可同日而语。今天再道何谓革命，我会说，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这痛苦就是革命。”

此后“四万万”这个数字就成了当时社会对中国人口数量的一个宽泛的共识。尤其是在抗日战争前后出现的频率更高，像在著名的《八一宣言》，爱国歌曲《长城谣》、《抗敌歌》等作品中，“四万万同胞”都成了全国人民的代名词。

四万万这个数字被普遍引用，其实并不准确，而且在那个年代也没有能力准确

实际上在战乱不断、时局动荡的20世纪上半叶，国民政府从来没有在真正意义上统一过全国，更谈不上全国性的治理能力，所以搞不清楚详细的人口数据并不奇怪。只是我比较好奇“四万万”这个数字的出处，所以顺便查找了一下历朝历代人口问题的资料。

谁知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历史上的人口统计问题，虽然不能称之为瞎搞，但也差不离。

政府是国家进行统治和社会管理的机构，说白了就是管人的。现代社会的人口普查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为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提供科学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持，而在古代的目的则更为简单直接——统治者只有在搞清楚他的臣民的大概数目后，才知道自己能搜刮到多少钱粮、征召多少士兵，这才能决定他能有多大的享受、搞多大的事情。

所以早在殷商时期，我国就已经有了原始的人口登记制度，“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尚书·周书·多士》）；西周时则出现了户籍登记的雏形：

“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中国，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周礼·秋官司寇·第五》）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已经有了最早的人口数字记载（大约3000万），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他统治下的帝国除了以严苛的暴政闻名以外，还以高效严密的治理能力而著称。所以历朝历代无论将秦政贬低得如何不堪，但“嘴上说着不要，身体却很诚实”，秦政的精华该照搬的依旧照搬无误。于是从秦到清，人口与户籍管理成了各个王朝施政的必选项。

统计数字主要摘录于二十四史，取各朝代人口峰值

当然凡事必有例外。像五胡十六国和五代十国这种乱世，那些乱七八糟的割据政权倏忽兴亡，没时间也没心情搞人口普查倒是可以理解；而像治理天下比较随心所欲的蒙古人，自元世祖忽必烈之后就再也不肯记录天下户口，别人拿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

即便是能够正常统计人口与户籍的朝代，由于统计方法、管理能力的差异，最终得出的结论往往也难以让人信服。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按照《明史》和《明实录》的记载，明朝的人口峰值出现在明宪宗成化十五年——7185万。而我们都知道，由于能够较长时间维持国内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及高产粮食作物的推广，在明朝的中晚期人口数量达到1亿以上是没有什么争议的，甚至有学者认为当时的人口峰值可能已经达到了近2亿。

为什么官方统计口径与实际情况相差如此之大？

答案是除了治理能力和统计误差之外，根本原因在于一个古代王朝无法解决的矛盾，即土地与人口的矛盾。土地兼并使得特权阶层（贵族、士族、士大夫）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只能沦为奴仆；而人口税（丁赋）的长期存在则使得民间藏匿人口、投献田土成为普遍的现象，这就是所谓“逃户”、“隐户”的由来。

人口与土地的问题，是我国古代王朝始终无法解决的矛盾

在中国2千多年的王朝史上，皇权一直是至高无上的，但皇帝毕竟也只是个凡人，要统治偌大个天下，他必须依赖无数个助手、也就是官吏的协助。而这些官吏实际上就是特权阶层的代表，同时也是土地兼并和藏匿人口的最大受益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指望他们诚实的向皇帝汇报真实的人口与户籍统计数字，那该是何等天真与幼稚。

所以上述那些从正经史书中摘录的官方统计数字，确实很官方，但却一点也不正经。

但也不能说一点用没有。比如说从隋大业九年到唐武德元年，不到10年时间的战乱，就让全国的人口数量就由4600多万迅速萎缩剩下了个零头——这固然有因战乱导致百姓逃亡、户籍簿册损毁导致的统计缺失，实际上不可能一下子死掉那么多人，但乱世之可怕仍可见一斑；再者如无数后人曾经向往和推崇过的三国那个大时代，也不过是50多年的动乱，就造成近5千万人口不知所踪。

历代统计人口最低值——每当改朝换代就意味着动辄数百万、甚至数千万人口的消失，实在令人毛骨悚然

原来时势不止造英雄，更能制造无数的枯骨与亡魂；一将功成的背后，又何止万骨枯？

中国历史上人口统计管理最成功的朝代是哪个？答案可能让你想不到。

前文提到过，皇帝虽然至高无上却不能一人治天下，所以不得不寻求特权阶层的协助，并与之“共天下”。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先后获得这一“殊荣”的有贵族、士族和士大夫这三个群体。作为个体，他们的生死荣辱系于皇权一念之间，但作为一个阶层，他们拥有制衡、对抗，甚至在士大夫群体崛起之前拥有颠覆皇权的能力。因此皇权与特权阶层之间，必然是既相互利用又激烈对抗的关系。

从秦到清，在我国古代王朝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皇权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强大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最宝贵的财富以及权力的来源，无外乎土地与人口，而皇权与特权阶层进行对抗的战场，大体也集中在这个领域。因此从唐朝两税法到明朝一条鞭法的历代赋税改革，基本都是皇权与特权阶层争夺土地和人口所有权的斗争，但效果都不显著——土地的情况先不去管它，只看历代官方那些离谱的人口统计数字，就知道皇帝其实并非无所不能，反而经常被当做傻瓜一样欺负、糊弄。

这种情况在清朝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一方面清朝的统治者虽然崇儒，却不再把圣人的徒子徒孙当成什么了不起的人物——还想像前朝那样与皇帝共天下？做什么春秋大梦！在满洲皇帝的眼中，天下除了朕躬一人，统统都是奴才（甚至当奴才也是有门槛的，无数人想当奴才都当不成），奴才有什么资格跟主子平起平坐？

再者清朝官制的特点在于满汉并设（所有官职设满员、汉员各一，大权操于满人之手），对于汉族地主阶层的依赖程度是历代中最低的；同时清朝是君主集权的巅峰，在秦皇汉武的威风过了近2千年后，清朝的皇帝才算真正挺直了腰杆，在事实上成为天下第一人——无论是沿用前朝的大学士还是本朝新设的军机大臣，都只有参政权而无权颁行任何命令，天下政令无不出自皇帝一人之口。

所以到了雍正皇帝时，他才敢于进行彻底的税负制度改革，实行摊丁入亩。

摊丁入亩这种等于在事实上与地主官绅阶层开战的政策，也只有雍正这种意志坚定的皇帝才敢作敢为

摊丁入亩结束了中国近2千年来地、户、丁等赋役分列，特权阶层可以在皇权之外任意处置税赋的混乱局面，同时彻底废除了自西汉以来的人头税；由于征税对象的改变，户籍控制变得不再重要，使得大量被禁锢于土地之上的劳动力得到释放，对活跃商品经济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使得贫民摆脱了土地和丁役的负担，生活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摊丁入亩，按地亩之多少，定纳税之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这显然对于地主官绅这类特权阶层是不利的，自然也遭到了他们的疯狂反扑。

雍正皇帝在才能和作为上可能与秦皇汉武、唐宗明祖等同行先贤还有一定差距，但毫无疑问他既不昏暴，亦不平庸，甚至可以算得上是位明君，起码在勤政这一点上就没有几位皇帝能赶得上他。可即便如此，雍正皇帝的名声在青史上依旧褒贬不一，甚至贬大于褒，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那些掌握了话语权的地主官绅阶层对他没完没了的贬损谩骂，比如关于他的即位和死亡之谜——一种流传最广的说法，就是雍正皇帝死于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的暗杀。

为啥是吕留良？因为吕留良是大儒啊！而要是将明清时期的大儒跟地主官绅划上等号，基本出不了大错，可见雍正皇帝有多招这帮人的恨。

清初的各种反抗运动中大都能看到吕留良这样大儒的影子。因为以清代明之后，他们的既得利益损失最大呗

而摊丁入亩产生的另一个效应，就是见于官府统计口径的人口出现暴增。毕竟人头税的取消，使得生育不再是一种负担，藏匿人口也不再成为一种必要，相反多生孩子多了劳力干活，家庭收入反而能够得到好处。

于是清朝就这样成了中国古代官方人口统计难度最低、误差最少，也是最为成功的一个朝代。

我们熟悉的“四万万同胞”，其实是清朝道光年间的老黄历。

明末清初的那场战乱一直持续到康熙年间，期间并没有完善的户口统计。仅有的史料，比如《东华录》中认为顺治八年的人口约为1060万，仅相当于明朝万历年间的一成左右（当然这个数字的准确性非常低）。在平定三藩之乱后，清朝的统治进入稳定期，国家开始休养生息，鼓励垦荒、安抚流亡、兴修水利、豁免钱粮，人口出现快速的增长。到乾隆二十七年，全国人口突破2亿，仅过30年又突破了3亿，到道光三十年接近4.3亿，达到清朝人口峰值——民国时所谓的四万万同胞，大致就是基于道光年间的这个统计数字。

康雍乾三朝135年，不管盛世存否，起码是中国古代史上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

道光之后，中国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其中对于人口损失最大的，当属太平天国之乱。从道光三十年的金田村起事到同治三年清军攻破天京，这场历时15年、波及16个省的战乱大概造成了2～5千万人口的死亡，几乎相当于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而几乎同时期爆发的捻军起义、西北和西南的回乱，也造成了惨重的损失；而更大的灾害，则是水旱饥馑。道光一朝，几乎与河患相伴，而咸丰五年的黄河决口，则是其史上的第6次大改道。在南方，长江在咸丰和同治年间平均两年泛滥一次，光绪年间则是旱灾横行，尤其是光绪三年的晋陕豫三省大旱，“赤地千里，饥民汹汹”，据说每天饿死千人以上，其状惨不忍睹。

故此，清朝的人口在道光年间达到峰值以后就出现了迅速的下降，到了同治年间几乎减少了近2亿人，直到光绪年间才恢复到4.2亿左右（不排除此间战乱造成的统计误差）。

此时已值清亡前夜，中央政府对于地方的统治能力下降到了极点，所以对于人口统计这码事，或是无心操办或是敷衍了事。所以此后人们对于全国人口数字的印象，便一直保持在4亿左右的停滞状态。

有当代学者估算，在清朝末年全国人口可能已经超过了5亿。

关于清朝人口的增减变化，有3个区域非常特别，也值得一说，那就是四川、粤闽和东北地区。

明末清初的那场战乱，对于四川地区的影响是最大的，使得天府之国到了几近无人烟的地步。直到乾隆二十六年，四川的人口也只有278万人，用地广人稀不足以形容，是当时中国本部18行省中人口最少的省份。

不评价张献忠的功过，但他的存在对于四川人民显然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不过四川环境宜人，物产丰富，加上清政府的政策支持（比如“湖广填川”，使得当时四川百姓有“非秦即楚”之说）带来了大量的移民，使得四川人口出现了迅速的增长。到了道光三十年，四川人口已有4416万人，光绪二十四年，更是达到了8474万人的规模，跃居全国之冠。

而粤闽地区自两宋以来，受战争影响大量的汉人迁移到此处，成为“客家”。清朝以后，海运既开，商业发达，经济繁荣，人口随之急剧增长；粤闽两省的人口分别从乾隆年间的670万人、800万人增长到光绪年间的2990万人和2680万人。

由于粤闽两省地狭人稠，耕地不足，于是形成了大量人口向海外迁移，尤其是南洋地区。到了清末，已经达到了5百万以上的规模，同时他们大都保留了中华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构成了近现代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传统影响力。

清朝入主中原后，大量的满洲人进关，使得东北出现了大量的人口空白。作为满洲皇室眼中的“龙兴之地”，自康熙年间开始，清政府便设置禁令，严禁汉人出关定居，更不得在东北取得土地所有权。不过东北地区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极易谋生，使得关内、尤其是山东和直隶两省的百姓偷渡出关者络绎不绝，遂形成史上闻名的“闯关东”大潮。

没有先辈的“闯关东”，东北会成为什么模样，真的很难说

到了清末，一方面由于出关禁令早已形同虚设，再者更重要的是俄、日等国对东北地区虎视眈眈，使得清政府最终放开东北边禁，移民实边以巩固国防。

从咸丰十年开始，清政府不但开放禁令，还积极鼓励内地百姓前往东北进行垦殖，给予种种政策上的扶持。于是东北的人口迅速由乾隆二十六年的区区66万人，迅速增长到光绪二十四年的542万人，而又过了10年，在清朝亡国前夜，东北的人口已经达到了1910万人的规模。

也正是足够大的人口规模，才使得在此后数十年间的东北，尽管频遭俄、日两大邪恶帝国的觊觎甚至侵略，却牢牢的为中国守住了这片美丽而且丰饶的土地。

这也算是清朝在咽气之前，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做下的最后一件好事。

（春节前后杂事繁多，更新可能无法保证，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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